1957年，毛主席在青岛游泳后得了重感冒，高烧不退。省委书记请来一位老中医。老中医把完脉，手离开桌子，没拿笔：“要我开方子可以，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，少一个，这病我治不了。”
1957年夏天，青岛八大关宾馆。毛主席连着开了几天会，下海游了一次泳，受了风寒。
一开始只是咳嗽，后来体温直接飙了上去。随行的中央保健医生开了西药，打针吃药折腾了几天，烧退不下来。
最麻烦的是失眠，主席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安眠药加了量也不管用。
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急了。他找到主席的保健医生：“西药不行，试试中医。济南有个老中医叫刘惠民，看感冒是一绝。”
保健医生没拦着，让人连夜把刘惠民接到了青岛。
刘惠民六十多岁，提着药箱进了房间。
他在床边坐下，三根手指搭在主席的手腕上。闭着眼睛摸了半天，换了另一只手，又摸了半天。接着，他又看了看主席的舌苔。
把完脉，刘惠民站起身，走到外屋的桌子前。
保健医生递过纸笔，刘惠民没接。他看着舒同，竖起三根手指，提了三个条件。
“第一，药方开出来，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石澜同志亲自去药房抓药，别人去不行。”
“第二，抓回来的药，必须由石澜同志亲自守着炉子熬。”
“第三，熬好的药汤，必须由石澜同志亲自端给主席，看着主席喝下去。”
屋里安静了。
给中央首长看病，规矩极大。刘惠民这三个条件，等于把山东省委书记的夫人直接绑在了这副药上。
保健医生皱起眉头：“刘大夫，你先开方子。”
刘惠民这才拿起毛笔，在纸上写下十几味药。
保健医生拿过药方一看，脸色变了。
药方上有麻黄、桂枝、防风，全是发汗的猛药。最下面，赫然写着一味药：蜂蜜炼川乌。
川乌有毒，西医对这种药极度忌讳。
保健医生指着药方：“这药太峻烈，主席现在的身体，怎么能用这么猛的险药？万一出事谁负责？”
刘惠民没退让：“病重药轻，治不了病。这方子对症。”
两人僵住了。
舒同走上前，拿过药方看了一眼，转头对保健医生说：“刘大夫的药我吃过，很灵。这药，让主席吃。”
保健医生盯着舒同：“舒书记，这可是中央首长。”
舒同拍了拍胸脯：“我爱人亲自抓药，亲自煎药。出了问题，我们夫妻俩负责！”
外屋的争论传到了里屋。
毛主席靠在床头上，听完舒同的汇报，笑出了声。
“既然舒同同志都担保了，我不怕。”主席一挥手，“吃！”
石澜接到任务，拿上药方直奔青岛最大的中药铺。
她站在柜台前，盯着伙计抓药。每一味药上秤，她都凑过去看一眼刻度。川乌的剂量，她更是让伙计反复称了两遍。
抓好药，包成几大包，她拎着回了宾馆。
宾馆后院支起了一个小煤炉。
石澜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炉子边。一手拿蒲扇扇风，一手盯着砂锅里的火候。水开了，药味飘出来。
她严格按照刘惠民交代的时辰，先煎哪一味，后放哪一味，一步没差。
药熬好了，倒进碗里。石澜自己先端起来尝了一口，确认没问题，才端着托盘走进主席的卧室。
主席端起碗，吹了吹热气，一口气喝干。
第一剂药喝下去，当天晚上，主席出了一身大汗，烧退了。
第二剂药喝下去，咳嗽停了。
第三剂药喝完，主席不仅感冒全好了，连多年的顽固失眠也奇迹般地消失了。
那一觉，主席睡了十几个小时。
几天后，主席精神抖擞地坐在沙发上，把舒同和石澜叫进房间。
主席指着石澜，对舒同开玩笑：“看看，你的夫人讲得多细，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。”
接着，主席转头问石澜：“刘大夫这方子里，治失眠的是哪一味药？”
石澜回答：“是酸枣仁。刘大夫特意交代的，酸枣仁生吃提神，炒熟了安神。他把生熟酸枣仁各一半，合在一起捣碎入药，正好平衡了神经。”
主席听完，点了点头：“中医中药，是个大宝库。”
后来，毛主席出访莫斯科，特意点名让刘惠民作为随行保健医生跟在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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